另一方面，他也有见于个体意识本身要经历一个不断提升、演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理性的普遍规范相联系：个体自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普遍理性的引导难以分离。

关键在于自己要去明、去新。自家好争利，却责民间礼让，如何得他应!（《朱子语类》卷十四，第437页）在这里，朱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上之人之上行对下之人之下效的重要影响。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之性，都有作新民的可能性。朱子说：若论了得时，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许多。朱子注解新民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注解向度的转换，赋予了经典以新意，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朱子认为，自新新民，而至于天命之改易，可谓极矣（《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90页），明德、新民，二者皆是要至于极处。在朱子看来，无论是上之人还是下之人，在新民的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努力达至止于至善的理想境地。

这也是新民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必能赋予新民以新时代意蕴，激活其历史生命力。[32] 桑农：《孟子阐释思想整体观》，《学语文》2017年第2期，第60‒61页。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68] 例如：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69]。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孟子 经典诠释学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春秋》作指孔子《春秋》所代表的素王精神兴起，乃圣与王的分离，即儒者集团与权力集团的分离。

其义是说孔子编纂《春秋》的微言大义。经典诠释尽管必须突破外在的语言文字表达，通达内在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语言文字毫无作用、可以弃之不顾。

[110]已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诠释学的重建过程中，多数学者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诠释学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诠释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挖掘不够，从而未能真正实现与西方当代诠释学的沟通与对话。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种研究现状，既未能整体地揭示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全部内容及其内在结构，也未能充分地揭示这种诠释学思想与孟子思想整体之间的关系，更未能深入地揭示这种诠释学思想的第一哲学意义。

古人今人，皆存良知，‘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所以，有学者称孟子的诠释学思想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46]。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⑨] 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72页。

[40]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1‒5页。[⑤] 李春青：《论先秦儒学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第185‒196页。

孟子是说通过诵其诗，读其书来尚论古人，即通过理解古人的作品来交友古人。[41]这里所说的为《诗》就是说《诗》[42]，即对《诗经》的诠释。

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84] 李春青：《从文本阐释到自我阐释——王阳明经典阐释学思想的实践性品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48‒59页[85]《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第1913页。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37] 上文已讲过，不符合是非之心，即不符合作为情感的正义感。后者是更大的世，即其时代生活背景。[50]《孟子注疏·题辞解》，《十三经注疏》，第2663页。

[92]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4000‒4017页。《漫谈情感哲学》，《新视野》2001年第1期、第2期，第47‒49页、第39‒42页。

同理，时代生成读者，读者诠释经典。[59] 这个判断虽然并不适用于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整体，但确实适用于以意逆志命题。

（二）以意逆志的步骤明确了以意逆志的内涵，那么，以意逆志的具体过程如何？1．书不尽信的态度：分辨要以意逆志，首先涉及对经典文本的态度。这在汉语中的最突出现象，就是大量的通假字。

于是，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110]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如赵岐注：在三皇之世为上，在五帝之世为次，在三王之世为下。[50] 孟子将这种普遍的经典诠释方法概括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29] 蒙培元：《从理学范畴系统看儒家思维特征》，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4月版，第983‒1004页。[④]显然，这里所谈的是为什么诠释的问题。

鲁之《春秋》是鲁国史书，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82]。这既是讲以意逆志的路径，也是在讲经典诠释宗旨的实现路径：息邪说即由详返约的论辩，这样才能够阐发微言大义，以正人心。

[75] 显然，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中的理解，以读者自己的正心为前提，这也是上文讲到的正人心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以意逆志何以可能？双方的心意何以能够迎合、符合？赵岐注人情不远，正是上文所论的缘情解经原则的贯彻，即孟子诉诸人心的同然，犹孔子言性相近也[67]。

如果作者及不同的诠释者在面对相同的境遇时，都能够进行叩问本心的工夫，他们就往往能够获得相同的见解。事史是说关于春秋五霸当中的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实、史实。[54]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六朝选诗定论》卷一，江苏广陵书社2009年版。时代生成作者，作者创造作品。

那么，何为正？在孟子这里，正有其确定的价值标准，那就是义，即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的正义原则。[104]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II，第25页。

等等，都是情感的同然。经典本义的撷取，可概括为依文取义，即依据经典的文本、语言、文字，撷取其固有的意义。

但孟子这种公共阐释[40]，其首要特质并不是理性，而是情感，特别是作为正义感的是非情感。为什么不得已、非辩不可？所谓辩有两层含义：分辨、争辩。